俄印科学家携手探索未来通信技术 —— 访瑟克特夫卡尔国立大学纳亚克·奇特拉南丹教授
近日，俄罗斯瑟克特夫卡尔国立大学电子学院通信工程系教授纳亚克·奇特拉南丹到访皮特里米尔·索罗金国立大学（即西伯利亚的...
近日，俄罗斯瑟克特夫卡尔国立大学电子学院通信工程系教授纳亚克·奇特拉南丹到访皮特里米尔·索罗金国立大学（即西伯利亚的索罗金大学），与该校科学家就联合科研项目展开深入交流。在接受采访时，奇特拉南丹教授分享了俄印科研合作的广阔前景、未来数据传输技术的突破方向，以及他对于科研工作中“耐心等待”的独到见解。
问：教授，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在印度的主要研究工作？
答：当然。我目前在印度韦洛尔理工学院（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电子学院通信工程系担任副教授。我的科研核心聚焦于光学技术及其在多领域中的交叉应用，尤其是现代功能材料的特性研究，以及这些材料在信息传输和通信系统中的潜在用途。简单来说，我们希望在材料层面为未来的高速通信找到更优的物理基础。
问：您此次访问皮特里米尔·索罗金国立大学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答：首要目标是深化和拓展科学合作。实际上，我与该校物理与电子学系主任列奥尼德·科托夫教授已保持多年的学术联系，我们经常通过邮件探讨研究思路和合作方向。我们的科学兴趣高度重叠——都涉及物理学、电子学和新材料。不同的是，我的工作更多偏向理论建模和数值仿真，而索罗金大学的同事们则在实验研究方面实力雄厚，拥有独特的实验平台。这次难得的面对面机会，让我们能够亲手敲定联合项目的框架，明确如何将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共同应对更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
问：您在这所大学度过的三周时间里，主要开展了哪些活动？
答：日程非常充实。首先，我系统性地走访了放射物理与电子学系的多个科研团队，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验室配置、在研课题和技术路线。这让我清楚看到哪些领域可以迅速对接。此外，我们举办了多场专题研讨会，详细讨论了几项联合研究计划，并梳理了可申请的俄印双边资助渠道。最宝贵的收获是面对面的深度交流——过去通过电子邮件只能泛泛而谈的内容，现在我们可以围坐在桌边，逐页推敲公式、交换数据、碰撞新想法，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问：能否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俄印科学家目前共同研究的到底是什么？
答：我们聚焦于多层薄膜结构及其物理特性。这类材料在微观层面具有特殊的排列方式，可用于构建新型信息传输器件。为了更形象地理解，不妨看看大自然的智慧：某些蝴蝶翅膀的绚丽色彩并非来自色素，而是源于其表面微结构的干涉效应。科学家们正尝试人工仿制此类结构，并赋予其工程功能。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弄清楚如何利用这类人工微结构，使通信系统在速度、带宽和信号保真度上实现跨越式提升。
问：这些研究在未来可能产生哪些实际应用价值？
答：随着数据量爆炸式增长，现代通信不仅追求更快的传输速率，更关键的是要解决信号衰减和丢包问题，尤其是在复杂环境中。我们的研究有望提供新型信号调制和抗干扰方案，使通信链路更加稳定可靠。长远来看，这些技术可以落地于当前网络覆盖薄弱或环境恶劣的地区，例如北极圈内的居住点、偏远山区、沙漠边缘地带，甚至可以为应急通信和空间通信提供备选方案。这对国土辽阔的俄罗斯和发展中的印度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问：目前合作是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答：在我看来，现阶段最重要的成果不是某个数据或样品，而是我们真正找到了可以并肩作战的交叉地带。目前，我们正在联合撰写资助申请书，并制定未来两年至五年的路线图。但科学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实验过程中会冒出新假设，理论推演可能推翻原有设计，意外的副产物有时反而带来最大惊喜。因此，我们不仅要设定明确目标，更要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在探索中调整方向，拥抱未知。
问：您如何评价皮特里米尔·索罗金国立大学的科研水平？
答：我非常欣赏这里的学术氛围。物理与电子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们具备深厚的学科功底，无论我提出多么细致或冷门的问题，他们都能给出扎实而有见地的回答。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活跃的协同创新网络——即便某个实验室暂时缺少特定仪器，系里也能迅速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科学中心以及科米共和国境内的合作单位联动，实现资源共享。这种开放、务实、互助的科研生态，是高水平研究的重要保障。
问：在科研之余，您也体验了科米共和国的文化。哪些方面让您印象深刻？
答：是的，在学术活动之外，我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了解了科米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手工艺。令我惊讶的是，印度文化与科米原住民文化之间竟有许多微妙的共通之处。例如，虽然我们使用藤条编制器物，而这里的人们使用柳条，但两者的编织技法、造型逻辑和生活用途惊人地相似。更有趣的是，我还发现一些科米语词汇与印度某些语言的发音极其接近，语义也有相通之处。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感，让人不由自主地拉近距离，也为我们在科研合作中建立信任和默契提供了无形的桥梁。
问：您认为俄罗斯和印度科学家在精神层面有哪些共同特质？
答：最根本的共同点是“对科学本身的敬畏与热爱”。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科学家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为复杂问题寻找答案，为人类拓展认知的边界，并最终让技术惠及社会。科研是一项长周期、高投入的事业，而且从来没有人能保证成功。正因如此，国际合作才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彼此分担风险，互补短板，用多元的视角加速突破。这种超越国界的协作精神，正是俄印两国科研人员最宝贵的纽带。
问：最后，您对当今的大学生和年轻科研人员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送给大家四个字：保持耐心。每个难题都有它的解，但解的出现往往需要漫长而曲折的摸索。我的博士导师曾给我一句非常朴素的忠告：“如果你暂时看不到答案，那就用时间去‘支付’它——继续思考，继续实验，继续质疑，终有一天，答案会主动走向你。”这个原则伴随了我整个学术生涯，我也坚信它是科研道路上最重要的品格之一。
问：那么，您个人最大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答：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教师。科学成果固然重要，但对我而言，能够把知识传递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帮助他们塑造独立思考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同样意义非凡。我相信，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仅要在实验室里有所发现，更要在讲台上成为学生的引路人和榜样。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问：教授，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在印度的主要研究工作？
答：当然。我目前在印度韦洛尔理工学院（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电子学院通信工程系担任副教授。我的科研核心聚焦于光学技术及其在多领域中的交叉应用，尤其是现代功能材料的特性研究，以及这些材料在信息传输和通信系统中的潜在用途。简单来说，我们希望在材料层面为未来的高速通信找到更优的物理基础。
问：您此次访问皮特里米尔·索罗金国立大学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答：首要目标是深化和拓展科学合作。实际上，我与该校物理与电子学系主任列奥尼德·科托夫教授已保持多年的学术联系，我们经常通过邮件探讨研究思路和合作方向。我们的科学兴趣高度重叠——都涉及物理学、电子学和新材料。不同的是，我的工作更多偏向理论建模和数值仿真，而索罗金大学的同事们则在实验研究方面实力雄厚，拥有独特的实验平台。这次难得的面对面机会，让我们能够亲手敲定联合项目的框架，明确如何将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共同应对更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
问：您在这所大学度过的三周时间里，主要开展了哪些活动？
答：日程非常充实。首先，我系统性地走访了放射物理与电子学系的多个科研团队，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验室配置、在研课题和技术路线。这让我清楚看到哪些领域可以迅速对接。此外，我们举办了多场专题研讨会，详细讨论了几项联合研究计划，并梳理了可申请的俄印双边资助渠道。最宝贵的收获是面对面的深度交流——过去通过电子邮件只能泛泛而谈的内容，现在我们可以围坐在桌边，逐页推敲公式、交换数据、碰撞新想法，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问：能否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俄印科学家目前共同研究的到底是什么？
答：我们聚焦于多层薄膜结构及其物理特性。这类材料在微观层面具有特殊的排列方式，可用于构建新型信息传输器件。为了更形象地理解，不妨看看大自然的智慧：某些蝴蝶翅膀的绚丽色彩并非来自色素，而是源于其表面微结构的干涉效应。科学家们正尝试人工仿制此类结构，并赋予其工程功能。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弄清楚如何利用这类人工微结构，使通信系统在速度、带宽和信号保真度上实现跨越式提升。
问：这些研究在未来可能产生哪些实际应用价值？
答：随着数据量爆炸式增长，现代通信不仅追求更快的传输速率，更关键的是要解决信号衰减和丢包问题，尤其是在复杂环境中。我们的研究有望提供新型信号调制和抗干扰方案，使通信链路更加稳定可靠。长远来看，这些技术可以落地于当前网络覆盖薄弱或环境恶劣的地区，例如北极圈内的居住点、偏远山区、沙漠边缘地带，甚至可以为应急通信和空间通信提供备选方案。这对国土辽阔的俄罗斯和发展中的印度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问：目前合作是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答：在我看来，现阶段最重要的成果不是某个数据或样品，而是我们真正找到了可以并肩作战的交叉地带。目前，我们正在联合撰写资助申请书，并制定未来两年至五年的路线图。但科学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实验过程中会冒出新假设，理论推演可能推翻原有设计，意外的副产物有时反而带来最大惊喜。因此，我们不仅要设定明确目标，更要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在探索中调整方向，拥抱未知。
问：您如何评价皮特里米尔·索罗金国立大学的科研水平？
答：我非常欣赏这里的学术氛围。物理与电子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们具备深厚的学科功底，无论我提出多么细致或冷门的问题，他们都能给出扎实而有见地的回答。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活跃的协同创新网络——即便某个实验室暂时缺少特定仪器，系里也能迅速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科学中心以及科米共和国境内的合作单位联动，实现资源共享。这种开放、务实、互助的科研生态，是高水平研究的重要保障。
问：在科研之余，您也体验了科米共和国的文化。哪些方面让您印象深刻？
答：是的，在学术活动之外，我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了解了科米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手工艺。令我惊讶的是，印度文化与科米原住民文化之间竟有许多微妙的共通之处。例如，虽然我们使用藤条编制器物，而这里的人们使用柳条，但两者的编织技法、造型逻辑和生活用途惊人地相似。更有趣的是，我还发现一些科米语词汇与印度某些语言的发音极其接近，语义也有相通之处。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感，让人不由自主地拉近距离，也为我们在科研合作中建立信任和默契提供了无形的桥梁。
问：您认为俄罗斯和印度科学家在精神层面有哪些共同特质？
答：最根本的共同点是“对科学本身的敬畏与热爱”。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科学家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为复杂问题寻找答案，为人类拓展认知的边界，并最终让技术惠及社会。科研是一项长周期、高投入的事业，而且从来没有人能保证成功。正因如此，国际合作才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彼此分担风险，互补短板，用多元的视角加速突破。这种超越国界的协作精神，正是俄印两国科研人员最宝贵的纽带。
问：最后，您对当今的大学生和年轻科研人员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送给大家四个字：保持耐心。每个难题都有它的解，但解的出现往往需要漫长而曲折的摸索。我的博士导师曾给我一句非常朴素的忠告：“如果你暂时看不到答案，那就用时间去‘支付’它——继续思考，继续实验，继续质疑，终有一天，答案会主动走向你。”这个原则伴随了我整个学术生涯，我也坚信它是科研道路上最重要的品格之一。
问：那么，您个人最大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答：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教师。科学成果固然重要，但对我而言，能够把知识传递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帮助他们塑造独立思考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同样意义非凡。我相信，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仅要在实验室里有所发现，更要在讲台上成为学生的引路人和榜样。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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